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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内部关系，项目包装好了稳过，通过率接近100%。”这是一些中介向申请创业补贴的大学生作出的口头承诺。

　　创业补贴，是各级政府为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等群体自主创业而设立的政策性资金扶持措施，旨在降低创业门槛、缓解初创期资金压力。

　　目前，各地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在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些地方还专门实施了大学生创业项目资助政策。以杭州为例，通过评审的企业可获得5万至20万元不等的项目资助，优秀项目最高可补贴50万元，用于项目攻关、技术研发等创业相关支出。

　　然而，部分中介机构却盯上了这笔政策性补贴：有的以“代办申请”为名，高额抽成；有的甚至通过成立皮包公司、购买服务冒充成果等方式骗补，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大学生被精准“围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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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制造信息差。“中介普遍运营矩阵号，10个、20个账号同时在跑，每天持续洗稿更新，关键词全面覆盖。”崔绍介绍，对于首次接触该项政策的大学生，在搜索相关信息时，中介的推广内容往往优先呈现，官方“无需代办”的提醒反而被淹没在信息洪流中。

　　“中介会展示各种奖项，暗示与官方有合作关系，营造出‘内部有人’的假象。”崔绍说，“还会把申报流程描述得非常复杂，让申请人觉得必须找专业人士代理才行。”

　　记者采访发现，确实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在申请补贴过程中被“劝退”。

　　有深圳大学生发帖吐槽，在申请创业租金补贴时反复碰壁——线上系统要求房东配合开具证明，但房东不愿配合，导致申请陷入僵局。一名杭州大学生也分享了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的经历——她在2024年7月注册公司，因错过申请时限错失一次性创业补贴申领机会，申领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时，前后共提交3次申请，材料均不符合要求，最终花了1个多月时间才通过审核。

　　崔绍透露，还有一部分大学生抱着“占便宜”的侥幸心理，本身并没有创业意愿，为了“蹭补贴”与中介签约。

　　签约过程中，中介机构会刻意回避补贴申请的法律责任。事实上，补贴申请承诺书上明确要求企业“真实经营”“接受后续走访核查”“不得虚假包装”。“中介会刻意淡化甚至直接略过这些内容，让学生在完全不了解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的情况下签字、付钱。”崔绍说。

　　北京泽盈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屾表示，大学生作为补贴申请人，负有如实申报的法定义务，即使是中介“代劳”也不能免除责任。一旦查实材料造假，行政上将被追回补贴、罚款、列入失信名单；刑事上若达到立案标准则会被追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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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甚者，部分中介机构自己成立皮包公司，找到符合申报条件的“创业者”，“合作”冒领数额更大的针对创业者的人才补贴。

　　以崔绍曾经任职的公司为例，他们找到一位理工科博士，然后挑选部分理工科背景的销售和会计人员，将他们的社保转移到这家皮包公司，营造出公司研发团队在岗的假象，该皮包公司用于骗补的“研发产品”，其实是直接购买的付费软件，公司并没有真正的研发人员。

　　林屾表示，伪造材料骗取补贴，达到数额标准即构成诈骗罪。“以北京为例，‘数额较大’标准为5000元以上，‘数额巨大’为10万元以上，若数额巨大，法定刑期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林屾进一步解释，对于申请人“只是配合签字”的说法，若明知材料造假仍配合，按共同犯罪处理，“量刑时按个人参与数额及作用认定，不按实际分赃额计算，从犯可从轻处罚”。

　　高额服务费被认定无效

　　骗局屡禁不止，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崔绍估算，“杭州每年大约有800到1000家公司能拿到大学生创业补贴，背后涉及的金额加在一起非常可观。但不管收费高低、包装如何，中介机构谋利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在靠信息不对称吃饭。”

　　部分意识到被骗的大学生也在尝试维权，但面临多重障碍。

　　不少中介会在合同中预设免责条款，让大学生产生“维权也没用”的无力感；部分中介还会采取电话骚扰、施压等方式阻止维权；此外，有的大学生虽被抽走佣金，但认为自己“毕竟拿到了钱”，且担心自身行为也处于灰色地带，从而放弃维权。

　　改变正在发生。2026年4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涉及大学生创业补贴抽成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中介按补贴金额抽取20%服务费的收费条款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无效。

　　法院指出，大学生创业专项补贴承载着促创新、稳就业的社会公共秩序价值，具有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任何组织或个人以合同方式从该项补贴中抽取费用，实为恶意挤占专属资源，减损公共政策效能，该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

　　对于已签约、交材料甚至收到补贴的骗补大学生，林屾建议，主动向补贴发放部门说明情况，退回补贴款，保留退款凭证，争取以“主动消除危害后果”获得从轻、减轻甚至不予处罚的处理。

　　今年5月，杭州市人社局发布提醒，警惕中介代办骗局，此前也多次声明，务必认准发布政策服务信息的权威渠道。

　　针对中介发布的广告信息，林屾表示，平台有法定审核义务。电子商务法、广告法要求平台对入驻商家资质和广告内容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若平台明知或应知内容违法仍放任传播，市场监管部门可行政处罚，情节严重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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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屾表示，伪造材料骗取补贴，达到数额标准即构成诈骗罪。“以北京为例，‘数额较大’标准为5000元以上，‘数额巨大’为10万元以上，若数额巨大，法定刑期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林屾进一步解释，对于申请人“只是配合签字”的说法，若明知材料造假仍配合，按共同犯罪处理，“量刑时按个人参与数额及作用认定，不按实际分赃额计算，从犯可从轻处罚”。

　　高额服务费被认定无效

　　骗局屡禁不止，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崔绍估算，“杭州每年大约有800到1000家公司能拿到大学生创业补贴，背后涉及的金额加在一起非常可观。但不管收费高低、包装如何，中介机构谋利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在靠信息不对称吃饭。”

　　部分意识到被骗的大学生也在尝试维权，但面临多重障碍。

　　不少中介会在合同中预设免责条款，让大学生产生“维权也没用”的无力感；部分中介还会采取电话骚扰、施压等方式阻止维权；此外，有的大学生虽被抽走佣金，但认为自己“毕竟拿到了钱”，且担心自身行为也处于灰色地带，从而放弃维权。

　　改变正在发生。2026年4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涉及大学生创业补贴抽成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中介按补贴金额抽取20%服务费的收费条款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无效。

　　法院指出，大学生创业专项补贴承载着促创新、稳就业的社会公共秩序价值，具有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任何组织或个人以合同方式从该项补贴中抽取费用，实为恶意挤占专属资源，减损公共政策效能，该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

　　对于已签约、交材料甚至收到补贴的骗补大学生，林屾建议，主动向补贴发放部门说明情况，退回补贴款，保留退款凭证，争取以“主动消除危害后果”获得从轻、减轻甚至不予处罚的处理。

　　今年5月，杭州市人社局发布提醒，警惕中介代办骗局，此前也多次声明，务必认准发布政策服务信息的权威渠道。

　　针对中介发布的广告信息，林屾表示，平台有法定审核义务。电子商务法、广告法要求平台对入驻商家资质和广告内容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若平台明知或应知内容违法仍放任传播，市场监管部门可行政处罚，情节严重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本报记者 王羡茹 本报实习生 李彦仪

　　《工人日报》(2026年08月31日 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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